《新蜀报》一版。 重庆图书馆供图

位于渝中区下半城的白象街88号，是当年《新蜀报》的创办地。记者 熊明 摄

渝中区下半城，白象街88号，一栋综合大楼高耸入云。如果不是一旁的文化墙上写着“《新蜀报》也在此创办”的字样，恐怕来来往往的人们不会知道。上世纪20年代初，在这条各国洋行林立的金融街上，曾有一份重要的报纸在此办公，这份名叫《新蜀报》的报纸，是当时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

重庆的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新蜀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毅曾任《新蜀报》主笔

时间回溯到1921年2月1日。

这一天，由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陈愚生担任首任社长、刘泗英任总编辑的《新蜀报》诞生了。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蔡斐介绍，《新蜀报》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坚持每日出报，注意新闻的来源和言论。当时重庆的几家报纸都没有社论，唯独《新蜀报》坚持每天都有一篇。每逢重大纪念日，不仅要发表社论，还要出专刊。

继任总编辑周钦岳还邀请挚友陈毅担任《新蜀报》的主笔。彼时，年轻的陈毅刚留法归国，迁居白象街后，他以犀利的笔法，尖锐抨击军阀混战的恶行，在《新蜀报》上发表了诸多思想激进的诗文，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的追捧和喜爱。在1923年-1926年的三年间，无论在四川还是去北京，陈毅都一直寄稿件给周钦岳，除时评外，还有短篇小说、白话诗和杂作等共10万字。

“第一大功臣”与“有声有色的报人”

1923年6月，被誉为“四川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启蒙运动旗手”的萧楚女（1891-1927）从万县来到重庆，担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同时兼任《新蜀报》主笔。

蔡斐介绍，萧楚女撰写了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等文章。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斗争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并积极反映工农和市民生活的疾苦，文章不仅受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追捧，不少市民也喜欢阅读，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连反动派所控制的报刊也不得不赞叹萧楚女的文章“字夹风雷，声成金石”。

1924年11月19日，重庆发生日本商船“德阳丸”残杀海关人员事件，激起重庆人民极大愤慨。萧楚女分别以“匪石”“寸铁”为笔名，在《新蜀报》上发表短评：“中国外交失败，一半固然是由于国弱，一半必是由于当事官吏甘心媚外。这一层，我们每个读者——每个爱国的国民，都请牢牢防着！”

11月27日，重庆团地委发起的国民大会在夫子池召开。近10点时，萧楚女赶到会场，散发他连夜赶写赶印的号外《新蜀报对“德阳丸”案听见的疑点》，对官方的两件通函提出了16点质疑，让迷雾一扫而光。

萧楚女在《新蜀报》期间，充分利用这一阵地，撰写100多万字反帝反封建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5年春，他被迫离开后，报社又聘请了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薰担任主笔。

1933年的“新蜀报四千号”发行纪念册，称萧楚女为《新蜀报》“第一大功臣”。

漆南薰（1892—1927），江津人，1915年留学日本，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受教于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在其影响熏陶下，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漆南薰在1925年写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专著《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他在书序中公开声明，此书系采用马克思派学理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郭沫若得到此书手稿后，手不释卷，“读了一昼夜，一口气便读完了。”

1926年初，漆南薰回到重庆任《新蜀报》主笔。在返川途中，他看到的是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军阀把四川变成了“军械的世界，鸦片的世界”，使他伤心惨目，更激起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无比愤恨。

在《新蜀报》工作期间，漆南薰几乎每天都为该报写一至二篇非常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的社论或时评，热情宣传革命，并以犀利的笔触，揭露、痛斥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勾结的种种罪行，被誉为继萧楚女之后的一位“有声有色的报人”。1927年，漆南薰在“三三一”惨案中壮烈牺牲。

革命先驱在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引起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和反对，也与林林总总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当时，无政府主义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影响较深。据史料记载，《人声》社就是重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他们主张以推翻政府的方式来剥夺资本家阶级，实行无政府的人民自治。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所难免，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他们利用发文章、做演讲等方式，结合中国现实，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进行批判，使不少青年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同时，罗世文、杨闇公、童庸生等也纷纷撰写文章在《新蜀报》上发表，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新蜀报》同仁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用报人微薄之力，在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先驱者们的不断努力，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得到了广泛传播，吸引了大批青年，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1935年以后，《新蜀报》被国民党政府强制收编。1949年，《新蜀报》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