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一群来自中国的有志青年漂洋过海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展革命活动。图为1924年7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新华社发

重庆第二十九中学校园里的邓小平雕像。

重庆府文庙，摄于1917年。

当年邓小平等83名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经过的太平门遗址。

老朝天门码头。重庆市美术公司供图

核心提示

近百年前，一群风华正茂的巴蜀青年汇聚重庆，他们从重庆登船出发奔赴法兰西勤工俭学，踏上探寻救国救民的梦想之路。在他们当中涌现了一批坚定的革命者，有的成长为共和国开国元勋和革命领袖。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重庆作为留法勤工俭学人员重要的输出地区，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地区的传播和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建立培养了优秀的领导人才，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领导人和坚强的革命战士。”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光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夫子池

救国救民 预备赴法

渝中区临江门，重庆第二十九中学，教学楼走廊上悬挂的一组关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泛黄老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站在邓小平、聂荣臻、汪云松等人的老照片面前，仿佛有时空穿越之感。一群即将掀起时代大潮、改变中国命运的有志之士，从这里走上了寻找信仰之路。

今日第二十九中学校址曾是重庆府文庙所在地，后因修公路，文庙被一分为二，另一半就是上世纪一度很是热闹的夫子池大众游乐场。

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兴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

1918年的四川，在吴玉章的倡导下，成都率先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6月，当这批学生途经重庆，在朝天门码头意气风发地登上轮船沿长江出海向欧洲进发时，实业家、公益活动家，时任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目睹了这一场面，深受感染。思想倾向革命、崇尚实业救国的他，仿佛从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多方奔走，向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集资数万元，于1919年8月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以图“培养救国人才，振兴地方实业”。汪云松亲任校长，校舍就设在重庆文庙内，此地当时属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备学校条件艰苦，只有简陋的几间教室，也无法提供学生食宿。

1919年9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课，学制一年。报名者踊跃，竞争激烈，通过考试共录取了110名学生。根据考生的文化程度，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设法文、数学、中文和工业知识等课程，以法文为主，要求学生毕业时粗通法语，并掌握基本的工业知识。

在这100多名学生中，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学生，他就是邓希贤（邓小平）。

太平门

胸怀梦想 万里远航

此前，15岁的邓小平在家乡四川省广安县读书。一天，他接到父亲邓绍昌从重庆捎来的信，让他速到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1919年9月，邓小平从广安县东门口码头乘船顺渠江东下，抵达重庆临江门，作为自费生入读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以初中学历分在初级班。期间他除了认真学习外，还密切关注国家大事，积极投身到抵制日货的斗争中。

1919年11月，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以警厅名义，公开拍卖了用4000多元公款廉价购买的80多箱日货，激起爱国学生的愤怒，川东师范、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等1000多名学生到警厅示威，强烈要求郑贤书交出日货。这场斗争最终以当局被迫撤销郑贤书职务而告结束。这场热血沸腾的斗争，对邓小平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开始探索人生道路，并思考着如何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遭受欺辱的现状。

一年的学习结束后，经学校严格的毕业考试和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最终合格的有83人。

1920年8月22日，是邓小平16岁的生日。父亲邓绍昌特意从广安赶到重庆，为他庆生，也带来了给他筹集的部分学费。重庆一面竟是诀别，到1936年邓绍昌去世，父子再未相见。

在渝中区下半城白象街路口通往长江边的路上，有一段残垣断壁似乎被人遗忘。

这地方叫太平门，被称为重庆城“九开八闭十七门”的“第一门”。百年前，这里集中了许多洋行、中外商号，多个轮船公司也在这一带设立总部，成为热闹的轮船码头。如今，这里仍有部分石阶尚存，从气势上可想像其昔日的繁华。

1920年8月27日下午3时，天气炙热，气氛更热烈。83名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从临江门夫子池出发来到太平门，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登上吉庆号客轮，顺江东进，经上海转乘客轮前往法国，邓小平便是其中一员。

从夫子池到太平门只不过短短两公里的路程，但对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这群热血青年却是关键的一段人生路。胸怀鲲鹏之志的他们，从此开始了探索真理的万里远航。

朝天门

探索真理 走向革命

重庆城作为当年长江上游最大的水运码头，四川等地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大多是集中到这里乘船出发奔赴法国的。

1919年6月11日，陈毅等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期61名勤工俭学学生抵达重庆，在朝天门码头坐蜀亨号，出发前往上海。6月15日《国民公报》刊登了陈毅等出发前写的《留法学校学生特别启事》，向资助他们留学的四川各界人士表示谢意和辞行。

陈毅由于参加和组织中国学生运动，1921年被遣送回国，经济极度困难。汪云松闻知此事后，想法筹集了一大笔经费汇去，才解了陈毅等人燃眉之急。

当邓小平等还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苦读时，1919年11月，江津的聂荣臻等10多名青年每人自筹300元，来到重庆，准备自费去法国勤工俭学。但他们与法国领事馆不熟，无法获得签证，于是辗转找到汪云松，汪云松热心应允，从中联络，才使聂荣臻等人很快拿到了签证，顺利启程赴法。

从1920年到1923年期间，重庆总商会共输送留法学生158人。其中，邓小平、聂荣臻等一批来自重庆的青年在留法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人生信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聂荣臻曾回忆：“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邓小平、聂荣臻、赵世炎等一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回国后，积极投身到改造中国的滚滚革命洪流中，为20世纪的中国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书写出中华儿女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华章。

近百年前的那场重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开启了重庆共产主义运动的壮丽序幕！

378名四川学子赴法勤工俭学

记者了解到，1919年至1921年是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阶段。据各省勤工俭学分会的调查统计，全国在此时期赴法勤工俭学者达1600余人，四川、湖南约占总人数的一半；特别是四川有378人，为全国之最。

在此期间，重庆所属地区仅巴县和江津就有近90余人，其中巴县为47人，为全川赴法人数最多的县。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来自巴县的张雅南、潘惠春、朱一恂、朱一逊、张振华、李鸿铭等10名女生，她们冲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于1919年11月前往法国留学，成为重庆妇女运动史上勇敢的先行者。

另外，赴法勤工俭学的除了从重庆出发的学生外，还有一批在成都和省外求学的重庆籍赴法青年学生，如酉阳的赵世炎，巴县的周钦岳、邓大鸣、喻正衡等人，江津的颜实甫、郑瑞江，綦江的王奇岳，万县的左绍先、陈师，开县的吴从龙、朱锡恩、杨明镜，忠县的沈士林、付智涵，云阳的孙倬章、罗永纯，巫山的李季达，巫溪的陈子青等。

铭记这些英烈永垂青史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重庆作为留法勤工俭学人员重要的输出地区，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地区的传播和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建立培养了这批学生优秀的领导人才，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领导人和坚强的革命战士。”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光煦表示。

徐光煦认为，重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标志着重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此为转折点，爱国青年开始把探索民主与科学的真理付诸于改造社会、民族振兴的伟大实践中。

这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不少人在法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成长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或杰出领导人，有的甚至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请铭记他们的英名：

冉钧，大革命时期曾负责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工作，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遇害。

周贡植，大革命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被国民党枪杀于重庆。

帅本立，大革命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在酉阳穆赢洲部从事军运工作时遇害。

谢陈常，1921年在法国入团，1924年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4月与李大钊、吴平地等同时遇害。

钟汝梅，1927年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同年4月在上海地下斗争中牺牲。

戴坤忠，曾从法国赴莫斯科红军学院学习，1930年在鄂西武装斗争中牺牲。

傅汝霖，回国后曾任红六军教导师副师长，1930在红湖战役中牺牲。

王奇岳，赴法两年后赴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顺直省委秘书长等职，1939年在八路军工作时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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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熊明拍摄、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