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鼓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和全军广大指战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

广东省龙川，是迄今全国保留最古县名的县份之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这里不但人文荟萃，而且富有光荣传统，红色历史源远流长。战争时期，龙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较早地建立起红色政权，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毛泽东、彭湃、彭德怀、林伯渠、古柏、古大存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龙川的革命活动十分关心，曾指挥中央红军和赣南红军转战龙川，在龙川留下了光辉的足迹。龙川与赣南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后，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其时，苏区人口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64%；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60%。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龙川苏区仍然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据不完全统计，龙川人民在战争时期先后经历战斗220多次，全县有近千名民众在战争中牺牲，其中，龙川大塘肚村在1年半的时间内就有140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龙川县属于中央苏区范围，再次确认了龙川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地位。

龙川作为全国第二批、广东省第四个被确认的“中央苏区县”，红色历史丰富而厚重。现存41处革命史迹是龙川革命斗争的历史见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教育价值。了解和发掘龙川红色资源，加强对老区革命遗址的保护，是现阶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促进老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对古邑龙川的腾飞也有着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龙川人民历来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工作。近年来，龙川县委、县政府加强对全县范围内革命遗址的普查登记工作，组织人员逐一造册登记，并分别撰写简介碑文，统一建筑石材，统一建筑模式，树立永久性革命遗址纪念牌，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对革命遗址进行修缮，使革命遗址遗迹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重新焕发盎然生机。

毛泽东与龙川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4军3600余人，从井冈山茨坪和小行洲出发，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定南、寻乌与广东龙川山水相连，两地人民往来不断。早在大革命时期，龙川上坪地区在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农民革命热情高涨，建立了各种农会组织。土地革命斗争初期，上坪开辟了茶活、仰天堂等秘密交通线，与定南、寻乌等地农会组织保持紧密联系。1月底，毛泽东途经龙川，在上坪镇金龙村仰天堂党的秘密联络站做短暂的调查研究，与当地地下党员交谈，指导龙川革命斗争，并留宿一晚。

1930年5月2日，红四军在红50团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随后，毛泽东率红4军前委机关从会昌到达寻乌，在寻乌县城马蹄岗住了20多天，对寻乌县的农村经济作了一次全面深入的社会调查，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寻乌调查》。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提及龙川20余次，足见对龙川的重视。

毛泽东在寻乌做调查时，获悉与寻乌一山之隔的龙川上坪茶活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开展抗租抗债、减租减息和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后，曾打算到茶活苏区作进一步的指导。1930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动身前往茶活苏区，后因敌情变化，只好中途折回。毛泽东虽然没有到达茶活苏区，但其指导意见对龙川的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龙川的党员群众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把革命势力迅速扩展到周边。在随后的几年里，龙川为中央苏区提供了一批优秀干部和兵员补充。据不完全统计，龙川县有名有姓参加中央红军的有60多人，其中：龙母镇的谢火龙上井冈山为红军造币；贝岭镇的李观富是五兴龙县游击大队队员，后参加中央红军任炊事员；田心镇的黄益和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兼挑夫，长征时为毛主席挑书笼。在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进行封锁的困难时期，龙川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为中央苏区腹地收集和运送了大量急需的军用物资、医药及生活用品，被中央苏区军民亲切地称为“救急先锋”。

鹤市暴动：打响龙川工农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广州起义后，参加起义的龙川籍青年黄克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回龙川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2月，在佗城四甲上印寨成立龙川县苏维埃政府，黄克当选政府主席。龙川县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龙川县建立的第一个县级人民政府，是广东省较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府之一。同时，龙川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部队共400余人，中共东江特委巡视员刘琴西任军长，黄克担任总指挥。根据中共广东省委部署，黄克等率东江工农革命军于1928年3月10日凌晨进攻鹤市。

鹤市，位于龙川县城之东，从1925年起，这里便建立了农民协会，群众基础牢固。如果攻克鹤市，四甲、鹤市、登云一带的农运可连成一片。为确保暴动成功，黄克等积极训练部队、调配枪支弹药，并争取改造了一支绿林武装———陈炯明残部加入革命武装。

1928年3月6日，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派钟彪前往各地，向当地组织和革命群众传达进军鹤市的指示。但钟彪在途中被敌人抓获、杀害，藏于钟彪身上的工农军各编队的花名册以及进军鹤市的路线图落入敌手。国民党县长宣布戒严，派人按花名册突然袭击搜捕了一批工农革命军骨干。

革命军总指挥部尚不知机密已泄，继续按原计划于3月9日晚率领400余人向鹤市进发，黎明前抵鹤市郊外。10日凌晨4时半，黄克下达了攻击令。主力部队担任正面主攻，其他队伍则分头配合守山头、卡路口、打援敌。战斗打响后，因敌人早有戒备，主攻部队一时攻不进鹤市，双方在街圩桥头僵持。不久，攻城部队打开了突破口，冲入街内与敌人展开巷战，黄克身先士卒冲进区警署，但发现区警署空无一人。

结束战斗后，工农革命军四处张贴布告和标语。黄克站在街头一角高处向民众演说，当他宣布将没收的几家财主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时，人群中欢声雷动。9时许，黄克获悉钟彪遇害，深感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遂下令立即撤退。刚撤出街口，大批敌人便包围过来。工农革命军且战且退，突出重围杀回四甲上印寨。

工农革命军退回四甲后，国民党龙川当局立即部署对四甲苏区实行疯狂的“围剿”。黄克等不幸被俘，在龙川佗城英勇就义，年仅23岁。

“鹤市暴动”打响了龙川工农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龙川人民以革命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历史，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彰显出东江儿女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过五关”和“十条守则”

1929年3月5日，为配合毛泽东、朱德率井冈山红4军主力分兵闽粤赣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五兴龙三县党组织决定在龙川县大塘肚建立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五兴龙三县革命斗争。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是闽粤赣边区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联县苏维埃政府，是土地革命时期粤东主要的根据地之一。

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通过教育劝导、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及狠抓规章制度落实等措施，不断增强党政军人员的党性观念和群众意识，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树立政府公正廉明的形象。

苏区政府坚持分期分批举办学习班轮训党政军干部。其中，在大塘肚举办较大型的学习班4次，由上级领导和县苏维埃政府主要领导讲课，这些领导的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古柏的《要过好“五关”》和刘琴西的《要执行“十条守则”》。这些讲话内容，成为苏区干部行动的指南和苏区廉政建设的精髓。

1930年8月，在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举办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学习培训班上，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古柏同志亲临授课，强调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必须要“过好‘五关’”，在五兴龙县苏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经考证，古柏在五兴龙县苏区的《要过好“五关”》讲话，是我党在教导和约束干部把握好政治方向、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规范个人从政行为、管好身边的人的第一次科学系统的论述和记录，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新中国成立后，《要过好“五关”》讲话的大部分内容仍被周恩来同志所引用。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

1929年3月底，在一次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区委、区联队、乡农协干部会议上，中央东江特委巡视员刘琴西同志要求三县党政军人员要执行“十条守则”。

此外，五兴龙县苏区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苏区《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制定《关于钱物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加强廉政建设和人财物的管理，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形成了与人民同甘共苦、勤俭节约、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十万挑夫上赣南

土地革命时期，龙川苏区与赣南的革命根据地连成—片，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龙川苏区人民以挑担方式为中央苏区运送食盐、布匹等物资的过程中，呈现出“十万挑夫上赣南”的动人画卷。

1930年开始，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粤北、闽西、赣南地区的人民群众组成“运盐敢死队”，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方式将食盐运往苏区，龙川县细坳镇小参村的运盐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们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有的打通竹杠的关节，有的用食盐水浸渍衣服，甚至还有人假扮乞丐、假装出殡，千方百计把食盐输送到苏区。其办法之多、行动之隐秘令国民党当局防不胜防。小参村人民为苏区革命斗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无数英雄儿女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年龙川挑夫上赣南的路崎岖坎坷，要进行大规模的食盐运送，艰难可想而知。龙川苏区党组织为此充分利用粤赣边区山林茂密的地域特点和水路交通便捷的优越性，秘密建立了多条交通线，并以开设店铺为掩护，收购中央苏区各种急需的军用品和日用品，秘密运往中央苏区。

龙川苏区党组织曾在龙川通往五华、兴宁的阿顶、江西与广东两省相连的江广亭、龙川回龙园田接管亭设立交通站；在兴宁、龙川交界的渡田河、赤石渡等地开办合作商店，与粤赣边区人民群众进行以物换物的交易，将赣南的大米、黄豆、茶叶等物品通过渡田河合作商店，交换从兴宁梅州地区运来的食盐、煤油、药品等紧缺物资；在县城和东江重镇贝岭等物资集散地建立据点，大量采购食盐、日用品等军需物资，巧妙地避开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的重重关卡，运至中央苏区。

当时挑夫在陆路所走的路线主要是：贝岭———田坳——安远——信丰。其中贝岭街位于龙川东北部，毗邻江西定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是江西中央苏区战略紧缺物资的重要转运点。

据统计，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龙川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为中央苏区腹地收集和运送了大量的急需军用物资、医药、食盐及生活用品，单是龙川贝岭一地每天就有百余担食盐分四路从细坳、和平等处避开关卡运往赣南，几年时间为中央苏区运送食盐达数千吨。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茶活苏区十八勇士

1932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开始第四次军事“围剿”。广东军阀陈济棠为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行动，派出5000余人，对茶活苏区实行“七县大会剿”。

茶活炮楼是茶活苏区乡政府所在地。炮楼居高临下，视野宽阔，是观察形势、传达讯息的最佳位置。炮楼—楼为办公场所，二楼为生活区，三楼至五楼则为炮台，炮楼砌得高耸、坚实，是全村守护物资和联络战斗的重要据点。

茶活苏区得到情报后，由黄清鼎和黄正卿两位干部立即召集附近的区乡干部、游击队及赤卫队员，部署掩护群众撤退任务，最后决定：游击分队一小分队战士组织群众撤至山区隐蔽，黄清鼎率33名区乡干部与游击队、赤卫队及部分自愿留下的群众，坚守独角炮楼，牵制敌人。

第二天，敌人发现群众已经转移，立即四处搜捕。坚守独角炮楼的赤卫队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将敌人吸引过来。

敌人久攻不下，便从两侧架起火炮，对着炮楼方向猛烈发炮，将半米厚的石墙炸开了—个大窟窿。守楼的赤卫队员们毫不示弱，奋起还击，战斗坚持了一整天。第三天凌晨4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一下就是两天两夜，导致山洪暴涨，炮楼内积满了水，赤卫队员们的弹药大部分被雨水淋湿。

雨一停，敌人又开始向炮楼开炮。在敌人炮弹的多次猛烈轰炸下，炮楼的面墙已经摇摇欲坠。黄清鼎见状，立即命令游击队队员钟宝才带领伤员突围，自己和17名尚能战斗的区乡干部、赤卫队队员掩护。在伤员撤走后，18位勇士（包括一位女性）用最后的子弹，击毙了十余个攻楼的敌人。在弹尽粮绝之际，18名勇士为了不做俘虏，将煤油泼洒在身上，肩并肩地围成—个圈，高呼革命口号，壮烈引火自焚。

十八勇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他们的英雄事迹必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